对任何沾点俄罗斯成分的人与事开刀来证明“立场正确”和大爱忠诚情怀——随着俄乌战争的发酵，这像一项全新的在欧美民主国家和乌克兰盛行的传统。为了政治对立性，而抹去文化中的共通性，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拒绝与俄罗斯文化接触。不过，俄罗斯文化作品的力量在于它们对人类命运前景的洞察，而非仅局限于为俄罗斯申冤诉苦、排忧解困。十九世纪以来的沙俄文学、戏曲、古典乐在璀璨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拥有不可置否的独特光芒。西方的政治恨意被不必要地放大到社会文化中，其在倡导“文化无边界”的同时对俄文化进行地消杀折射出虚伪的双标。然而，许多以悲剧收场的俄罗斯文学似乎成了历史的明镜，入侵乌克兰是否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尚待后世评述。普京也应反思如此大费周章发动战争的意义，以免重蹈沙俄悲剧文学的覆辙，最终落到“功绩显赫”但孤独落幕的结局。

本文编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评论文章，原标题为《不要抹杀俄罗斯文化》（Don’t Cancel Russian Culture），作者为新学院（The New School）国际事务教授Nina L. Khrushcheva。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完成文坛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地下室手记》之前，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涉嫌参与革命活动而险些被沙皇政府处以死刑，而后又在西伯利亚监狱营的流亡中度过了一段苦服兵役的黑暗岁月。尽管如此不被善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为带给他诸多不幸灾难的俄国鸣不平。在欧洲旅居一段日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特别看到自由的光辉，反而对俄国所承受的西方偏见念念不忘。他随后在《作家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对俄罗斯人“暗中怀有恶意”，俄罗斯人就像是“不断在追随的奴隶”。

政治的恨意被不必要地放大到社会文化中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的无奈在现在格外具有说服力。欧美的众多文化机构正在掀起一阵“取缔”俄罗斯艺术文化的热潮。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悲剧性团结愈发坚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可克里姆林宫的说法：俄罗斯确实是一座“被围困的堡垒”，永远被充满仇恨情绪的西方误解与破坏着。

不过，这里又回到了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生常谈的谜题。西方总是辩解道，对俄罗斯文化的排斥是对普京总统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合理反击；但普京又坚称那是对西方敌意的回馈，万恶之源是美国试图将乌克兰打造成“反俄”之国的歹心。正如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Vasily Nebenzya）反复强调，行动的目标不是消灭乌克兰这个“亲爱而友好的国家”，而是防止它为美国的“反俄议程”效力。

如今，即使是那些对克里姆林宫陈词滥调的乌克兰叙事感到嗤之以鼻的俄罗斯人都为西方对俄罗斯的无差别攻击感到震惊。无论政治对错与否，文化毕竟是无辜的，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想当年二战爆发后，西欧的学校从未下令中断过德语教学；管弦乐队继续演奏着巴赫和莫扎特的曲目；歌德和托马斯·曼的书籍也在市面上流传依旧。所有与德国有关的历史文化都是于“淤泥”而不染，没有被纳粹的罪行玷污。

对比之下，俄乌战争后，慕尼黑爱乐乐团解雇了俄罗斯首席指挥瓦列里·格吉耶夫(Valery Gergiev)，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与俄罗斯大剧院划清界限，不少国际赛事将俄罗斯音乐家排斥在门槛之外，一些音乐单位甚至将柴可夫斯基从音乐会节目中移出。

就对社会文化的偏见而言，虽然像上世纪10年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圣彼得堡涅夫基广场怒砸德国商店那样声势浩大的鲁莽之举不太可能重演，但人们潜在的盲目对立情绪是一成不变的。在俄乌冲突下，对俄罗斯艺术文化的排斥也同样存有逻辑缺陷。乌克兰教育与科学部副部长安德烈·维特连科(Andriy Vitrenko)曾说，与其从学校课程中删除俄罗斯文学和语言学习，远不如干脆直接“抛弃”一切“将我们与俄罗斯帝国联系起来的形式”那么简单。

而敦促人们要在取缔俄罗斯艺术文化问题上谨慎三思的乌克兰电影导演谢尔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却因为他的“不合群”立场而被乌克兰电影学院开除。事实上，洛兹尼察的部分顾虑有理可据——对于究竟是什么元素“俄罗斯化”了一些原本纯粹的事物，人们并非一直保持清醒的认知。

的确，对任何沾点俄罗斯成分的人与事“开刀”来彰显大爱忠诚与家国情怀，这似乎正在成为乌克兰新的“潜规则”。出生在乌克兰且专注创作乌克兰故事的尼古拉·果戈里由于曾在圣彼得堡和罗马生活期间出版了《大衣》和《死魂》等杰作，这些作品将被乌克兰的学校禁止。乌克兰教育部对此解释道，这是主要因为相关的“历史背景复杂而遥远”，学生们因此难以理解这些作品。然而，这种牵强之词难以令人信服，倘若真是那样，那么乌克兰那群青年人们又是怎么理解巴尔扎克、勃朗蒂姐妹、塞万提斯和乔叟的呢？

或许维特连科说得在理，乌克兰人不需要通过“沉重的作品”来感知“俄罗斯灵魂的痛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或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代表的文学，其力量在于它们对人类命运前途的洞察，而非仅局限于为俄罗斯申冤诉苦、排忧解困。话说回来，全盘拒绝接触俄罗斯文化不会改变普京的算盘，更不会迫使他下令从乌克兰撤离军队，反而只会加深两国之间的种种鸿沟。

在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的短篇小说《来自图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钢铁跳蚤的故事》中，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他的仆人找一个俄罗斯人来改进沙皇从伦敦带回的小机械跳蚤。图拉的铁匠们工作了好几天，却毫无成效。但其中一人——“左撇子”——最终向沙皇展示了俄罗斯人设法用他锻造的小钉子给跳蚤套上了马蹄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又有什么意义呢？

入侵乌克兰事实上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用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就像列斯科夫故事中的亚历山大一世一样，普京也有自己的一套观点：俄罗斯是一个大国，有能力实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他借鉴了在18世纪从瑞典手中收回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土地”的彼得大帝的话，以为乌克兰战争辩护。

像许多俄罗斯作品一样，列斯科夫的故事以悲剧告终。在震惊了沙皇和英国人之后，“左撇子”在圣彼得堡与一名英国水手进行了一场饮酒比赛，结果由于没有身份证明，被送到了一家不知名的医院。在那里，“左撇子”死了，尽管辉煌名噪一时，但还是落得了个落魄结局。不知道普京是否也会重蹈这一沙俄悲剧文学的覆辙，和故事里的“左撇子”一样，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最终的落幕无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