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即1917—1927年，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观，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观点，并领导工农群众开展经济斗争的十年。

这个阶段经济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是起步，即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初步理论探索，选择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开展初步的经济工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探索和经济工作实践都处在起步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积累了领导经济斗争的早期经验。定向，是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的主题。

经济理论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十月革命后，中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华民族解放和富强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观，论证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性，在理论上选择和确立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1921年，中共“一大”在通过的党的基本纲领中提到，“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经济方面，即要“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立即“没收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资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交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

中共“二大”关于中国经济国情和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以及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的确立，是对中国革命正确的历史定位，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

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

中共“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必须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经济斗争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经济斗争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其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着手，分析了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雏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以这些基本思想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经济工作实践——领导工农争取和维护自身经济权益

这一时期党的经济工作，主要是领导工农经济斗争，即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为争取和维护自身经济权益而斗争。主要方式是工农运动，主要内容在工人运动中是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在农民运动中是减租、抗捐、平粜阻禁直至土地革命。

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把工会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其日常工作主要是举办工人业余学校和出版校刊，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帮助各地工人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先后爆发工人罢工斗争187次，参加人数30万人以上。1922年9月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为成功的罢工斗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斗争之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

1925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同盟罢工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因而，五卅运动和响应五卅运动的省港大罢工，都是反帝的政治斗争，并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英帝国主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从1926年秋到1927年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人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声势迅猛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农民运动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为发动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再次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的农民运动首先恢复并发展起来。到1925年5月，全省有22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农民达21万人以上。在此基础上，1925年5月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也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了减租和抗捐等经济斗争。与此同时，惠阳、海丰、陆丰等县也都开展了减租运动，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广东农民运动的推动下，湖南、湖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始恢复发展，并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斗争。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湖南，发动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建立了20多个秘密农会，领导农民进行了平粜阻禁等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农民经济斗争也得到普遍加强。1927年11月，湖南全省75个县中有54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00万人之众，到1927年1月激增到200万人，农民协会能直接领导的农民群众有1000万人，占湖南农民总数的一半。组织起来的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斗争，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广东农民运动。

特别突出的是，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进行土地革命。1927年3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名义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起草的对农民宣言，已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中共湖南区委也把土地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湖南区委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指出，贫农要求土地与资本，“必须于最短期间使这些贫农能够满足这一低度的要求”。

在工农运动中，广大工人农民争取到了更多的经济利益，罢工工人的经济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农民的减租、抗捐、平粜阻禁斗争也取得明显成效。

在工农运动的实践中，经济斗争也是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只有政治斗争的彻底胜利，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完成，才能从根本上争取到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