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宋宝珍｜中国话剧的概念、话语与史学建构

寂静的星空 2024-10-06 澳门 1 次浏览 0个评论

中国话剧的概念、话语与史学建构

宋宝珍

摘要：话剧作为中国现当代舞台艺术之一种，其概念的演进饱含了戏剧家们的生命意识、艺术情怀和文化建构目的。“中国话剧”这一概念的确立，对于中国戏剧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关键话语，这些话语不仅体现了中国话剧的发展脉络，更为其未来的走向提供了思考向度。在中国话剧的史学建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话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特点，探讨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还需要对话剧的经典作品、重要人物和关键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揭示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话剧；概念；话语；史学建构

作者简介：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中国话剧编剧学理论研究” （项目批准号：22ZD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4年第4期“中国戏剧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专题刊出 2024年8月28日出刊

中国话剧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话剧运动领导者、理论家、编剧、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人员……他们共同创造的话剧艺术成果，已经构成了话剧史的不朽篇章，并为今后的话剧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经验。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有思想价值的理论争鸣、艺术思潮、剧场现象等等，也印证了中国话剧的丰富性。

话剧（spoken drama）作为话剧史学的主体概念、核心要素，不仅是一百多年来历史演进、文化积淀的产物，而且是与时代、社会、人生横向关联、纵向贯通的话语形式。话剧艺术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程，以及人们对其存在状况、精神内涵、艺术形貌、审美价值的评估，构成了以时间纵向为经、以现实作用为纬、以价值评判为坐标点的话剧史书写。

话剧史学不是“显学”，在戏剧学里，它也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分支。但是作为西方戏剧（drama）的“舶来品”，其源头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四五世纪，那时，被马克思誉为人类艺术的武库的古希腊神话以及取材于此的戏剧，已经创造了后世不可企及的范本和艺术武库。中国话剧史学从其创史、成熟、发展，到剧作、思潮、流派的嬗变，再到中西戏剧交流、文明互鉴以及各艺术现象之间，可研究的问题很多，学术空间很大，上可通古追往，下可鉴今瞻前。

一、变革的观念与演进的概念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 “优孟衣冠”的滑稽讽谏，有学者认为，那时当以语言模仿为主，鲜有唱、舞，因此，中国古代已有 “话剧”根苗。但是作为一种现代舞台艺术样式，话剧这一概念的出现却与西风东渐、西学东来、文明互通有关。有史料记载，16世纪末，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已有教会学校的西式戏剧演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本土的戏曲改良也渐成风气。

1902年，梁启超提出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起”。1903年，蠡勺居士在译文小说《昕夕闲谈·小序》中说戏曲“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实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从中可看到当时将演艺视为贱业的社会风习已悄然改观，关注时代、助推改良、干预现实的戏剧主张成一时风尚。

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变成本土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现代意识觉醒的开始。1905年，陈独秀在《论戏曲》中指出：“ 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他还开列改良戏曲、创作新剧的良方：宜多新编有益风化之戏；采用西法；不可演神仙鬼怪之戏；不可演淫戏；除富贵功名之俗套。并明确提出“采用西法”，为新剧诞生制造舆论先机。

本文之所以不惜笔墨溯源话剧“前史”或曰“潜史”，探究话剧观念、概念的肇始，是因为这是以贯通理性、实证精神研究话剧史学，厘清其环环相扣的历史因果中的“第一因”。话剧一方面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现代艺术样式。自诞生之日起，一方面它着眼于时代发展，力求开启民智，在中国社会发挥现实效用；另一方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艺术接轨，谋求全球视域中自身的文化定位。

纯粹以对话构建戏剧情境的演出形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1907年2月、6月，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陆续演出了《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从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戏剧，到西方戏剧逐渐透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再到1907年春柳社以对话和独白表演戏剧，中国话剧开始萌芽。

中国话剧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自近代诞生以来，便有过“新戏”“新剧”“文明戏”“改良新戏”“白话剧”“爱美剧”“戏剧”“现代戏剧”等各种称谓。

1922年，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在京创办，校长为蒲伯英，教务长为陈大悲，校董为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汪优游。学校以提高戏剧艺术、造就专业人才、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同年10月4日，《晨报》第一版刊登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话剧科招生”启事，启事中率先出现“话剧”一词，确指一门新型学科和表演形式。1928年3月20日，适逢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百年诞辰，田汉领导的南国艺术学院举行了一次小型纪念会。到会者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朱穰丞、应云卫等。会上，洪深建议把“新剧”“爱美剧”更名为“话剧”。他认为，戏剧最大的类别是歌唱与说话两种，用说话的方式结构剧情的艺术，可以称为话剧，与会者表示赞同，此后“话剧”这个称谓便通行起来。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新的戏剧被正式定名为“话剧”，鲜明地亮出了中国的、现代的、创新的旗帜——它与传统戏曲和文明戏不同，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崭新的舞台艺术样式。“中国话剧”的概念虽然在不断地变动、延展，但其内在基因和基本属性具有一定的恒常性。

“中国话剧”这一概念的确立，对于中国戏剧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自新时期伊始，在理论研究中，便开始了对这一概念的反思。人们更愿意用“戏剧”“现代戏剧”通约或代指“话剧”。首先，这一概念过度强调“说话”“对话”“话语”在戏剧构成中的作用，以致阻碍了人们对于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认知。其次，随着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拓展与深化，一系列西方戏剧术语、名词引进国内，如戏剧理论、戏剧流派、戏剧思潮、荒诞派戏剧、残酷戏剧、质朴戏剧、肢体戏剧、小剧场戏剧、后现代戏剧等等，他们本身就是专有名词，我们总不能再造一个“质朴话剧”“残酷话剧”之类的新词。这一方面说明中西方戏剧理论话语体系的共通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话剧自身话语体系建构任重而道远。最后，随着剧场科技、舞台技术手段的发展变化，导表演语汇、各种综合元素求新求变，我们很难以“话剧”这一概念囊括一切舞台艺术。因此学术界提出“大戏剧”的概念，包含以真人扮演为特征的舞台艺术以及以媒介为载体的影视艺术。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艺术学一级学科之下，分设戏剧与影视学、戏曲与曲艺学，切分了戏剧与戏曲，戏剧所指包含外国戏剧与中国话剧。

二、关键话语与思考向度

中国话剧是一种源自西方、顺应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现代戏剧样式，它在中国文化土壤的萌生、演进、发展中，既融合了本土审美观念和文化资源，又不断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借鉴、消化先进的外来经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表达方式和风格特点。与中国传统戏曲相比，话剧更加注重现实生活的反映和人物心理的刻画，具有更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

话剧的话语体系是其艺术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中，话语体系不断演变，既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期的话剧作品多借鉴西方戏剧的台词风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话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更加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同时，话剧也通过话语传达了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中国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关键话语，这些话语不仅体现了中国话剧的发展脉络，而且为其未来的走向提供了思考向度。

其一，新与旧的话题。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鲁迅、胡适等提出新文化、新女性，皆突出了一个“新”字。中国话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对传统戏曲的挑战和突破。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新与旧的冲突和融合始终存在。一方面，中国话剧需要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如现代艺术观念、先进戏剧技巧、新的表现手法等，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中国话剧也不能完全抛弃既有的本体特性，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使话剧既有现代感，又保留一定的传统韵味。

其二，传统与现代。中国话剧虽然诞生于现代，但其根源却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创作过程中，许多剧作家都试图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作品。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主题立意、戏剧构思上，体现在表现手法和舞台设计上，而且体现在剧作本身所传达的审美理想和伦理价值等方面。中国杰出的剧作家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田汉自幼熟读古诗词、《红楼梦》,在乡下看土台子戏；曹禺幼年时便被继母带着看传统戏曲，稍大一些将家中一部《戏考》反复诵读；老舍的戏剧当中，更是饱含北京传统文化的韵味和事理人情的精髓。

其三，守正与创新。守正意味着坚持话剧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如真实性、现实性等，现实主义戏剧一直占据中国话剧的重要位置；创新则意味着在表现手法、舞台设计、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在中国话剧的发展过程中，守正与创新始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只有守正，话剧才能保持其根本；只有创新，话剧才能发展壮大。中国话剧在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前进，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剧场理论、文旅融合的演出样态，其观念、方法不断创新，舞台面貌日益丰富。

其四，现实性与艺术性。作为一门表演艺术，话剧必须面对现实，反映社会生活。在中国话剧的创作中，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一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话剧需要关注现实，揭示社会问题，反映一定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满足人们的人生诉求；另一方面，话剧也需要追求艺术之美的水准，不断提升观众的审美体验。如何在现实性与艺术性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话剧艺术家不断探索的课题。

其五，文学性与剧场性。话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既要有文学的内涵，又要有剧场的表现。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尽管后现代剧场理论消解着文本的重要性，强调剧场之中的生命感知和肢体表现的特殊意义，但是没有好的剧本就很难有好的演出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话剧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性与剧场性的融合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话剧需要有深刻的文学内涵，有引人深思的主题和情节；另一方面，话剧也需要有精彩的剧场表现，有吸引观众的舞台效果。在中国话剧的创作中，需要在文学性与剧场性之间找到平衡。

三、话剧史学的滥觞与流变

史，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华夏文明中，首先是指史官——上古时期掌管占卜的人，其字形有如人手握持弓与钻，在龟甲上刻画符号，以显示上天旨意。后演变为记录宫廷、王者的言说与行迹，《汉书·艺文志》有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文Historia，具有“史”的意思，意为“真理的寻求”，对于已发生的事实进行记录和经验总结，以积累准确的知识。

中国话剧的史学建构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它不仅涉及话剧历史的梳理和归纳，还包括对话剧艺术特点、发展规律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入剖析。在史学建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话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特点，探讨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还需要对话剧的经典作品、重要人物和关键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揭示话剧艺术的发展轨迹和内在逻辑。

话剧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步较晚。1914年，随着新剧演出活动的频繁，出现了以宣传剧团演出为目的的剧刊，如新民社朱双云主编的《戏世界》，由当时重要的新剧团体民鸣社经营、杜俊初创办的《新剧杂志》，还有与戏剧有关的刊物如《繁华杂志》《游戏杂志》等。这些刊物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大多是新剧的参与者，他们通过介绍新剧的性质，探究编剧方法，评论演出优劣，讨论新剧前途，对新剧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14年，朱双云编撰的《新剧史》和范世渠编撰的《新剧考》（第一集）等戏剧著作的出版，反映出新剧观念日渐深入。《新剧史》采用史学方法，描述新剧的发展。全书按照古代史书的编写体例，分为序跋、春秋、传记、本纪、评论、正名、派别、轶闻、杂俎、补遗等部分，以当事人的视角，介绍1902—1914年新剧的演出、新剧家生平、剧评、表演等。其他一些研究早期话剧的文章或著作，还有秋风的《剧史》、瘦月的《中国新剧源流考》、鸿年的《二十年来新剧变迁史》、郑正秋的《新剧考证百出》等，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早期话剧的基本面貌，也保留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剧本创作水准逐步提升，话剧文体范式得以确立。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展开的新旧剧论争，一方面明确了话剧与戏曲的分野，另一方面开启了话剧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之旅。1927年余上沅主编的《国剧运动》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收录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等人30余篇文章。“国剧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理论探讨，是继五四时期倡导新剧之后，对于话剧的现实定位、话剧与戏曲的关系、话剧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讨论。其创建“国剧”的主张虽然未能达成所愿，但是对传统戏曲的价值的重新评估和理论阐述，对话剧借鉴戏曲艺术的积极倡导，对此后中国戏剧的民族化探索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1928年出版的向培良的《中国戏剧概评》翌年再版。此书对20世纪20年代话剧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探讨，介绍和评论了当时有影响的剧作家。其观点固然带有时代特点和个性色彩，但对于人们了解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初期的基本面貌和存在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1929年，欧阳予倩的回忆录《自我演戏以来》在《戏剧杂志》上连载，后结集出版。此为作者自1907年参加春柳社直至后来从事新剧运动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经验的概述和总结。欧阳予倩对于中国早期话剧——文明戏的描述，不论是在资料占有的范围上，还是在历史认知的深度上，对后人均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洪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话剧史研究成果，此书不仅整理了五四时期以来的《终身大事》《获虎之夜》《赵阎王》等剧作，而且在导言部分对话剧运动作了详尽描述。此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考察了从传统戏曲到文明戏再到话剧的历史沿革。马彦祥从话剧史学的贯通理性出发，撰写了《现代中国戏剧》一文，提出话剧史学的两个维度：一是对剧作家及其作品作横向剖析，二是对现代戏剧的演变过程作纵向勾勒。剑啸将话剧视为综合艺术加以考察，他所写的《中国的话剧》从话剧的起源和成长、话剧运动的得与失、作家与作品、翻译与改译等方面，论述了话剧的发展，兼论表演、导演、舞台呈现等。

抗战爆发后，话剧史研究受到影响而稍显沉寂，但仍有一些研究成果值得重视。谷剑尘的《四十年来中国话剧的演变》、张鸣琦的《新剧讲话》、周剑云的《剧坛怀旧录》等文章或梳理话剧的演变历程，或回忆重要的演剧活动，或总结话剧表演的方法，是此时期话剧史研究的参考文献。田禽的《中国戏剧运动》分章讨论了戏剧批评、创作演变、理论建设、作家群体、话剧运动等内容，已初步具备了话剧史轮廓。

1949年以前，处于起步状态的话剧史学研究，尽管不够全面、系统、客观、科学，感观叙事多于理性审思，个人评判胜于学理明辨，但是，对于“话剧”这一概念的历史性演进，对其作为综合艺术美学特征的把握却是值得肯定的；即研究者以时间为纵线，以发展为导向，以作品为依托，整合戏剧创作、剧场现象，勾勒话剧轨迹，探讨艺术真谛，开启了话剧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

四、贯通理性与话剧史学发展

对中国话剧史学研究成果的历史评估需要一个过程。

1949年以后，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现代戏剧史和剧作家专题研究课程，自编了一些内部印刷的课堂讲义。中国话剧史学研究的重要突破是在1990年前后。作为国家“六五”规划文学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之一，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概括、描述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沿革的史学著作。“本书在结构上试用纵横交叉的布局，即按时间顺序阐述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又保持每一个剧作家在篇幅上的相对集中性，虽然全书概括的时间是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但具体讲到一些重要剧作家时，也提及其建国后的简况。”此书从概念史的角度，强调话剧与戏曲的分野，肯定作为“现代戏剧”——话剧的创新价值和现代性内涵，认为它是中国戏剧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它以反叛传统、打破陈规、创新发展的理念推动自身的发展。此书注重话剧文学研究，在思潮史的框架下，以话剧发展时序为纲，以文本分析见长，对田汉、曹禺、夏衍的戏剧创作设专章加以阐释，评估其戏剧文学价值。其学术理念、历史分期、研究理路、思维方法，对后来的话剧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以“通史”冠名，尤见编撰者治史过程中的贯通理性。在该书“绪言”中，编者强调：“我们编写的这部话剧史，是一本求其扼要简明的通史。我们把中国话剧产生、成长和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全面考察，循着它演进的历史轨迹，在四十万字的有限篇幅中，用粗线条来勾画出一个轮廓。”其研究范畴始于19世纪末至1966年，内容涉及话剧运动的基本走势、思潮演进、社团活动、剧本创作、演出形态、戏剧教育等方面，集纳了话剧发展中的重要文献，较好地还原了中国话剧史的一些细节。其按照年代顺序记载话剧现象存在的历史状况，强调话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一贯即于现实，即于人民，为人民群众服务，并与革命运动紧密相连……它的主流贯串着一条红线，有着革命的战斗传统”。因此，这部通史以研究话剧现象、话剧运动为主要内容，突出了话剧运动与革命斗争的对应关联。

随着话剧文献资料影印、出版的增多，剧作家专题研究方面如对欧阳予倩、田汉、曹禺、夏衍、洪深、吴祖光、老舍等人的戏剧创作的研究取得突破，与通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使得通史写作不断细化深化，阶段史、区域史研究逐步展开并日渐丰富。与话剧相关的概念史、理论史、剧场史、思想史、文化史、跨文化研究不断进步。

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采用比较艺术学研究方法，分析论证话剧所受外来影响，并不断借鉴、吸纳、消化、转化，终成自立的发展体系。其以接受主体为研究对象，以年代顺序为线，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从中国话剧同外国戏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作的关系来阐明中国话剧诞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阐明外国戏剧理论思潮和创作对于中国话剧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做出历史的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和估计；阐明中国话剧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部“中国话剧（重点是创作）同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以及同外国表、导演体系的关系史”。因此，该书不仅论述了不同时期中国话剧自身的发展特点及其所受外国戏剧的影响，也探讨了中国戏剧家曹禺、田汉、夏衍、丁西林等受到了易卜生、王尔德、莎士比亚、契诃夫等外来剧作家的影响。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学术理路，该书还研究、阐释了中国话剧的海外传播情况。

在话剧影像难以保存并作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侧重于话剧文学研究的史著不断增加，主要有黄会林撰写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张炯主编的《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高文升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史》等。话剧思潮史、思想史、批评史研究不断深化，主要有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胡星亮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焦尚志的《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宋宝珍的《残缺的戏剧翅膀——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周宁的《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等。话剧教育史、演出史研究逐步展开，主要有阎折梧主编的《中国现代话剧教育史稿》，张殷、牛根富的《中国话剧艺术剧场演出史》等。另外田本相的《台湾现代戏剧概况》，田本相、郑炜明的《澳门戏剧史稿》以及田本相、方梓勋的《香港话剧史稿》等论著也填补了港澳台戏剧研究方面的空白。话剧史学研究丰富了话剧概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带动了话剧学科的建构与发展。

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话剧的发展进程，总结其文化逻辑和深层规律，一直是话剧史学的责任与使命。话剧通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当数《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田本相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是一部全面、深入、系统地论述中国话剧百年发展历程的艺术通史。该艺术史坚持史论结合的传统，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为读者重新认识中国话剧百年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源；二是总结了近三十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一些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书写，为进一步评价百年话剧历史价值提供了新的借鉴；三是遵循了史家严谨治史的传统，直面纷纭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蕴含着中国学者对话剧艺术的热爱与现实关怀。使得这部艺术史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成为中国话剧艺术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迄今为止，此为时间跨度最长、历史涵盖面最广、卷帙厚重、内容丰实的一部中国话剧艺术史著。

一系列话剧史学研究成果的出现，大多以戏剧家及对其戏剧文本的阐释、解析为主线，以代表性的戏剧思潮、戏剧运动现象分析为复线，勾勒中国话剧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对其艺术贡献和文化价值予以评估。

在赓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外来的戏剧成果、探索发展前行的过程中，中国话剧一直在努力打通传统与现代、赓续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通路，以建立更为强大的学科体系，并彰显其现代性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薛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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