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波兰第二共和国在二战前夕对伪满洲国的外交策略结论简述如下：

1.开始时拒不承认，受苏德威胁后对日示好的战略目的是要在远东制衡苏联，手段是默认伪满洲国；

2.相比苏联等承认伪满的其他国家，波兰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实质帮助，更没有协助侵略中国；

2.波兰对伪满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承认，但是仍然可以算作国际法意义上的事实承认。这是波兰历史上不可抹除的污点，也是波兰外交政策失当的表现之一。

本文修改版首刊于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理论观察》2017年第3期

总结波兰与中华民国间关系的分期史 , 并非简单地从波中双边关系来着手 , 而是需依当时世界的总体情势发展来评估 , 当时波俄关系的恶化 ,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 日本与苏联的军事冲突 ,以及国际联盟(原文为民族联盟，疑翻译错误)的作用愈来愈弱等 , 都对波中关系的进程有一定的影响力 。依据当时的外交文件和报刊分析可看出 , 波兰虽与德国及苏俄之间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 但是波兰在看待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更重于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 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上除了商业关系和海运问题外 , 通过哈尔滨的波兰领事馆 , 特别保护居住在东北的波侨生命财产的安全 , 所以承认“满洲国”的行为也可被解释为保护波侨的需要之一 。  

——施乐文 作《波兰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波兰对伪满洲国的外交承认问题，并不能算是什么“悬案”。但是本人学术造诣无限接近于0（可以说等于0也没什么问题），并没有能力做出“盖棺定论”。因此，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行文多有不周之处，还请包涵。

1919年，波兰在哈尔滨设置了领事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波兰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未撤走。其中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波兰人都居住在哈尔滨——根据1926年的报告显示，在华波兰人数字为5000左右，其中3000人居住在哈尔滨。[1]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仓皇而逃。很快，日本得以控制了东北，并且成立了伪东北政务委员会。1932年3月1日，伪东北政务委员会发布《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正式成立。同月12日，此外，同月11日伪政府当局在哈尔滨市举行了所谓的“建国庆祝晚餐会”，向各国领事发出了请柬。虽然波兰领事并没有撤走，但是其也并未参加该晚会。同年4月14日，伪满洲国方面再次向36个国家发出公告，希望能够获得承认或者至少进行一些“外务往来”，然而依然石沉大海，没有回应。[2]

1932年10月3日，国际联盟颁布的《李顿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是入侵，而伪满洲国则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1933年2月，国联对李顿报告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为四十余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3]反对票是日本所投，而弃权票则为暹罗所投。也就是说，波兰在此次投票中投下了赞成票，这也就代表波兰政府方面认可李顿报告的结论。此外，国际联盟还呼吁成员不要承认伪满洲国，而波兰也对此予以接受。

大体上来看，虽然波兰并没有撤回领事，但是其核心在于维护居住在哈尔滨的波兰人利益。波兰此时很明显并不想与伪满洲国进行接触，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波兰对伪满洲国的“邀请”没有任何回应上。再后来国际联盟对此时的波兰政府对伪满不但不予以承认，反而在国联投票中认可了中国对东三省无可争议的主权主张。除此之外，波兰在1932年于上海成立了中波友好协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不撤回领事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也多少意味着波兰此时对伪满并没有过多排斥之心。虽然国联已经发出决议，认定不撤回领事并不意味着承认伪满，但是很明显波兰方面此时对中国也依然没有释放过多善意。可以认定，此时的波兰并不太关心其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波兰也并不希望与中国关系僵化——上文中波兰在国联中的投票足以表明这一点。

波兰虽然接受了国际联盟的呼吁，并未承认伪满洲国，更谈不上建立外交关系。然而由于波兰没有撤回驻哈尔滨领事馆，使得波兰保留了同伪满洲国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此时的波兰希望日本可以执行“北进”政策，从而威胁苏联。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思想，波兰政府开始试图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关系。在这一期间，日本为了让伪满获得国际承认，也是颇费力气。日本侵略者寄希望于让更多的国家承认伪满洲国，从而让中国不得不承认“伪满独立”在国际上的事实。[4]鉴于日本在伪满的国际承认问题上如此努力，波兰政府开始希望同伪满方面进行接触，从而达到与日本改善关系的目的。可以说，此时的伪满洲国在波兰政府眼中，只不过是同日本改善关系的“桥梁”罢了。

1933年6月，波兰驻日本大使遵从华沙政府的指示，会见了伪满洲国驻扎在日的相关人员。这一举动遭到了波兰主要盟国——法国的反对，因为法国此时仍然是国际联盟的主导国家，它希望能够维护国际联盟与《李顿报告》的威信。尽管如此，波兰方面仍然希望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波兰方面也很清楚，如果操之过急的话，势必会伤害到中波关系。有鉴于此，波兰放缓了脚步，并且暂时终止了同伪满洲国官员发生进一步接触。中波关系在这一期间还在继续发展，在1934年，波兰商会在上海正式成立。

1936年，波兰驻哈尔滨领事与伪满洲国的“外交大臣”张燕卿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并非在外交关系上的发展，而是想要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5]在接下来，波兰领事会见了伪满洲国的几个官员以及日本驻伪满大使，但是并没有急于发展进一步的关系。伪满洲国虽然明白波兰无意对其进行正式的外交承认，但是由于此时的伪满洲国在国际上仍然是几乎无人承认的状态，因此表现的仍然十分主动。

尽管伪满在谈判中表现的极为主动，波兰仍然没有急于与其签署经济协定。更令伪满洲国大跌眼镜的是，波兰在同年于中国创立了波亚银行，以图发展中波关系。这一举动也使得伪满当局开始变得急躁，从而采取一些过激手段。在接下来，伪满当局为了促使他国与自己结成所谓“外交关系”，开始对其控制境内的外国人进行打压，并且不再承认对其不予承认国家的公民的治外法权，以期强迫他国与自己发生接触并且谈判。

1936年11月，《**产国际协定》签署，该协定意味着法西斯国家之间开始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而作为这种“团结”的体现，伪满洲国开始获得除日本外更多国家的承认。萨尔瓦多于1934年，意大利于1937年，德国于1938年都正式对伪满进行了承认，而苏联早在1932年就已经对伪满洲国默示承认。[6]需要注意的是，萨尔瓦多虽然并非《**产国际协定》签约国，但是依然是马丁内斯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独裁政权。波兰此时处境险恶，急切的感到与日本修好的必要。虽然波兰早在1933年就同伪满洲国进行了接触，但是此时已经不再有所谓的“先机”。最终，波兰方面与伪满洲国在10月19日达成了经济互惠协定，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

但是，尽管波兰与伪满签订了经济条约，然而在国际法上，波兰对伪满的态度仍然不甚明朗。1938年11月3日，波兰外交副部长扬·斯泽姆贝克会见了中国驻波兰公使魏宸组以商谈对伪满洲国的外交问题。在商谈中，斯泽姆贝克明确指出并不存在波兰法理上对伪满洲国的外交承认。但是在接下来的商谈中，斯泽姆贝克也不得不承认了波兰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实。[7]在1939年4月，伪满洲国开始筹备于华沙设置伪领事馆。因为事实上在波兰几乎没有所谓“满洲国公民”，此举实际属于面子工程，波兰方面也对此反响冷淡。

在领事馆正式关闭前，波兰领事立德夫斯基成立了波兰人保护委员会，继续保护当地波兰人的权益。[8]

，而1938年11月3日的谈话更是波兰这一态度的铁证。因此，波兰对伪满洲国的事实承认，需要对其进行分析。

国际法上的承认主要有两种形式:明示承认和默示承认。明示承认是一种直接的、明文表示的承认。默示承认是一种间接的、通过某种行为表示的承认 ,通常是缔结双边条约 、建立或维持外交关系或领事关系。[9]相比较之下，萨尔瓦多、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都是属于明示承认。而波兰对伪满洲国的承认，主要是通过1938年10月19日的外交条约所体现。因此，波兰对伪满的承认，应当属于默示承认。

而默示承认是否应该理解为对华不友好，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法理上,对伪满的默示承认和明示承认具有同样的效果,但是,二者在外交效果上却存在重大差别。主要原因是,伪满洲国存在的时期,中国急需国际支持,抗击日本的侵略。由于伪满是日本扶植的傀儡,因此，对伪满洲国进行默示承认，属于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倘若进行明示承认，就不仅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更是对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挑衅与讽刺。因此,两者存在程度上的差别。

此外，除承认之外，也需要观察国家的具体表现。这里需要举出另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伪满进行默示承认的国家——苏联进行对比。

虽然苏联对伪满洲国一开始并非明示承认，但是却是最早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之一。早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的1932年1月，苏联就同意了日本侵略军借用中东铁路运兵的请求，而这使得日本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哈尔滨。可以说，苏联此举不但违反了过去中苏之间关于中东铁路的相关条约，更是直接助长了日本侵华之举。

1932年3月中旬，伪满洲国刚刚“建国”不足一个月，苏联中东路副理事长代表苏联政府承认中东路新任督办李绍康就任，并且表示祝贺。随后，中东路上开始悬挂伪满洲国的国旗，而这表明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10]在随后，苏联更是无视中国的抗议，签署了《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而在1932年5月26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斋藤的电报称苏联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任命的伪满洲国人领事及日本人副领事驻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同时,亦有承认伪满洲国领事驻在赤塔、伯力、海参崴之意向。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特别声明“苏联尊重满洲国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该声明表明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承认由默示承认变为了明示承认，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但是早在苏联对伪满进行明示承认之前，苏联向侵华日军出借中东铁路用于运兵，向伪满出售中东铁路等事件，已经明显的直接侵害了中国的利益。相比之下，波兰对伪满洲国虽然进行了默示承认，但是并无过多对伪满洲国的实质帮助。且在默示承认不足半月后，波兰方面就已经向中国驻波兰公使表明并未在法理上承认伪满，可见波兰对伪满的承认仅仅停留在浅层，既没有想要实际侵害中国利益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侵害中国利益的实际行动。

关于一度在网络上风传的“波兰和日军的情报方面的合作”，不过日本学习波兰罢了。如果这也算“支持日本侵华”，那么日军在抗战前向中国出售宁海号巡洋舰，难不成算是“支持中国抗日”？！

但是另一方面，鉴于在波兰承认伪满的时候，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因此波兰此举很明显并不尊重与中国的关系，更没有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更何况伪满本身就是日本侵华的产物，波兰与其接触，签署条约并且对其进行事实上的外交承认，本就已经属于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波兰对伪满的态度，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考虑到哈尔滨的波兰侨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日波关系。而波兰之所以想要与日本修好，主要原因在于苏德的威胁。因此，虽然波兰在起初遵守了国联的呼吁，但是最终还是对伪满洲国进行了事实承认，本质上也是向日本示好的举动。但是波兰方面对此始终保持分寸，并且不愿意在法律上造成承认满洲国的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进行明示承认。但是波兰对伪满洲国的事实承认仍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这点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有鉴于波兰方面11月3日的表态，波兰对伪满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承认。但是仍然可以算作国际法意义上的事实承认。这是波兰历史上不可抹除的污点，也是波兰外交政策失当的表现之一。

尽管波兰最终与伪满洲国缔结了经济协定，如愿以偿的改善了与日本的关系。然而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遭受了挫折，使得“北进”战略被放弃。可以说，波兰围绕伪满洲国进行的种种外交活动，并没有达到其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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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波]Agnieszka Teterycz-Puzio, Wojciech Skóra. Na szlakach dwóch światów. Studia ofiarowane Profesorowi Jerzemu Hauzińskiemu [M]. Słupsk:Wydawnictwo Naukowe Akademii Pomorskiej w Słupsku,2016:701

[2]吴晓亮. 评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洲国“外交” [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2,14

[3]王戡．谁承认了伪满洲国? [J]．兰台内外,2014,(6):18

[4]钟放.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J]. 外国问题研究，2010，(4):24

[5][波]Agnieszka Teterycz-Puzio, Wojciech Skóra. Na szlakach dwóch światów. Studia ofiarowane Profesorowi Jerzemu Hauzińskiemu [M]. Słupsk:Wydawnictwo Naukowe Akademii Pomorskiej w Słupsku,2016:712

[6]王戡．谁承认了伪满洲国? [J]．兰台内外,2014,(6):19

[7][波] Agnieszka Teterycz-Puzio, Wojciech Skóra. Na szlakach dwóch światów. Studia ofiarowane Profesorowi Jerzemu Hauzińskiemu [M]. Słupsk:Wydawnictwo Naukowe Akademii Pomorskiej w Słupsku,2016:713

[8]施乐文. 波兰与中华民国的关系[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卷）[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2002:764

[9]钟放. 关于“满洲国”外交承认的几个理论问题 [J]. 外国问题研究，2010,(5):24

[10]石岩. 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原因浅探 [J]. 大连近代史研究,2011,(1):281

[1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部. 国际条约集(1934-1944)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304